ARTICLE | [Chinese Translation]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中国的崛起与国际经济秩序

陈建福  拉筹伯大学法律学院

全球化:横流与逆流

        俞可平教授提醒我们:全球化处于一个被不同的势力与利益团体促进与抵制、加强与破坏、赞扬与谴责的过程中。尽管互相依赖——尤其是经济上的互惠经常被强调作为推进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但更精确地说,全球化是一场与反对它的横流与逆流抗争的运动。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外,地区主义、双边主义,有时还包括单边主义,都是驱动或损害全球化的力量。

        如果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增长是地区主义和双边主义唯一考虑的对象,那么我们的任务就不过是处理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教授所描述的由地区贸易协定(RTA)与自由贸易协定(FTA)所导致的“意大利面碗效应”(“Spaghetti Bowl Effect”)。遗憾的是,这并非事实。全球治理及其机构在其发源之初就种下了令人不满的种子。

        简而言之,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实力上的增加,都改变了国际关系格局,并以建立一个“新国际经济秩序”为名,向全球治理机构发出严峻的挑战。伴随着亚洲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现有的全球经济秩序在多边与地区层面均受到严重挑战。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都承认了亚洲地区的重要性,于是地缘政治上的再次结合、地位变换、重新平衡在其多边主义与地区主义中开始扮演其角色。

世贸组织与地区贸易协定:地缘政治地位变换与再平衡

        尽管以关贸总协定及后来的世贸组织所代表的全球贸易体系允许地区贸易协定的发展,但这种让步有着特定的目的,而且对于地区贸易协定的扩展也有不同的制约措施。关贸总协定本身似乎颇有成效,它在1948至1994年之间只收取124份地区贸易协定的通知。相比之下,讫2015年12月1日,世贸组织已收到619份地区贸易协定的通知;其中413份是有效的。更有甚者,最近出现的“超地区”或“大地区”贸易协定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地区贸易协定。

        这些计划中的地区贸易协定,比如现在已经被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正在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RCEP),都被称为“超地区”或“大地区”协定。这不仅是因为其规模大、涵盖范围广,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它们包含了管理、机构协调性、共同方针、贸易政策制定、行业和竞争政策制定、国营企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投资及投资者的保护、劳工标准、环境保护,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用谈判人员的语言来说,这些协议涵盖范围全面,具有高质量标准,并且是高度整合的。因此,在经济整合的名义下,这些超地区贸易协定已囊括政治和半政治议题,作为这些协议谈判国进行地缘政治地位重新洗牌战略的一部分。

        就多边主义和地区主义而言,中国的对策与实践可概括如下:

        在国际经济法律方面,中国的官方立场比较简单,甚至可以说是过于简单的:它支持多边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然而其现实远比该立场复杂,甚至有时令人困惑。

        事实上,中国是亚洲最积极地进行自由、地区贸易协定谈判的国家之一。讫2016年3月底,中国签署了16份自贸协定,还有7份在谈判过程中。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尚无一份自贸协定。

        中国力争通过谈判签署自贸协定的行为可以从很多方面加以解释,包括它与印度、日本在亚洲争雄。当美国决定重返亚洲时,中国最初试图制衡其东亚竞争对手与日俱增的影响力的动机开始有了全球地缘政治的意义。对许多中国政策制定者而言,TTIP和TPP协议的谈判无非是一个“从经济角度遏制中国崛起的工具”。《人民日报》在2013年4月18日毫不掩饰地说道:

“中国的崛起和东亚经济力量的增强,打破了原有的全球经贸格局。西方大国希望通过TPP和TTIP谈判重塑新的贸易规则、重掌国际贸易领导权。”

        因此,趋向地区主义的竞争被认为是现有大国与新兴大国对于领导和主导权的最终争夺。

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战略?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对于地区和自由贸易协定的政策从本质上说似乎是防卫、回应和制衡的。中国发起的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看起来像是一种魅力攻势,但这些政策明显地与中国官方宣称的国际经济秩序立场相左。官方宣称中国毫无意愿在现有体制外建立新的机构与机制,并且中国将继续在现有多边主义治理机构之内合作。信任是任何国际主张得以成功的关键,而中国对于南中国海争议的实际行为已经严重破坏了国际社会对其信心和信任,并因此严重影响到中国试图展现的自身形象,即一个可信赖的、所包含的机遇大于风险的国际秩序参与者。

        我们不得不问:中国是否有一套对于国际经济法律下多边和地区发展的明确策略?更直接地说:当中国一再拒绝适用于国内和国际层面的“普世价值观”,比如人权、宪政、权力制衡的时候,中国谈到“全球治理”- 这一个俞教授在其全球化的论述中所提到的重要主题时 – 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view here

No Comments

Sorry, the comment form is closed at this time.

X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