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ing about the post-truth controversies in the West’ – A seminar at Wuhan University, China, 23 May 2018

约翰·基恩:后真相与数字通信革命

2018年5月23日下午三点,国际知名学者、悉尼大学教授约翰·基恩(John Keane)应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331会议室发表了以“对近期西方争论的‘后真相’的反思(On Post-Truth Reflections on Recent Western Debates)”为主题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属于“中国传播创新论坛”系列学术活动。


约翰·基恩教授出生于南澳大利亚,现任悉尼大学和柏林科学中心(WZB)政治学教授,联合创办了悉尼民主网络(Sydney Democracy Network)并出任总监。他因关于民主的创新理论闻名遐迩于世界,同时媒介的发展及影响也是他关注的问题之一。基恩教授的主要著作有:被译成超过25种语言的《媒体与民主》(1991),《生死民主》(2009)。近期,他关于媒体的另一力作《民主与媒体衰落》(2013)也即将发行中文译本。

基恩教授首先追溯了“后真相(post-truth)”的起源。早在上世纪90年代,水门事件、越南战争中的政治谎言启发学者提出了这一概念,但直到2016年,两大国际事件——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发生后,“后真相”才引起各界的广泛重视。在牛津词典的定义中,后真相被描述为“客观事实被情绪替代了”。从这个角度看来,“后真相”似乎站在了真相的对立面。但基恩教授对此有不同意见,他以四个维度重新定义了后真相:第一,谎言(lies);后真相中充斥着政客们的谎言;第二,胡扯(bullshit),即胡说八道;第三,插科打诨、转移话题(symbolic buffoonery/ distractions),特朗普常以此转移人们的事实的注意;第四,沉默(silence),并指出沉默已经成为传播的一部分。

基恩教授讲演中

同时,他以两个比喻指出了“后真相”的特性:一方面,后真相类似一场二十世纪的马戏表演(vaudeville),具有娱乐性;另一方面,它也具有政治控制性。正如好莱坞经典电影《煤气灯下》中所呈现的那样,后真相带来了一种煤气灯效应(gaslight exercise),使身处其中的人们对自己的判断力感到怀疑和困惑,从而变得顺从且易于控制。对后真相的忧虑使西方主流媒体发出了“重回真相”的呼喊,希望以真相对抗“后真相”,但在基恩教授看来,真相并不能成为“后真相”的解药。后真相的出现与当下的数字通信技术革命息息相关。社交媒体使后真相得以在全球传播;同时,与广播电视时代不同,后真相通过互联网已经深入渗透了人们的生活;民粹主义者将后真相作为自我宣传的工具,这一切促成了人们对真相的反思。在基恩教授看来,“后真相”和真相并非二元对立,恰巧相反,二者像一对双胞胎。他引用了卡夫卡的话来说明真相的多元性:“真相有多幅面孔。”

基恩教授讲演中

因而人们不应该执着于重回真相,而是应该意识到,数字通信革命从深层革新了新闻业。互联网的发展促成众多新的新闻平台出现,对同一事件,不同平台有不同的报道,这在基恩教授看来,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这意味着当下的新闻业应该避免过去“‘假装’客观地去谈论某事”的新闻报道,而更注重确保细节的准确性,“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基恩教授也提到了民主和后真相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监督式民主(Monitory Democracy)促成了公共领域的发展,孕育了“不确定性、怀疑、讽刺、谦虚的态度”共存的大环境。如维根斯坦所说,当人们面对真相时,不能再确定地说“我知道(I know)”,而会说“我认为我知道(I believe I know)”,因此,人们可以生活在一个更为多元的世界中。对“真相”的争议从方方面面影响了民主,人们对“后真相”的焦虑,也是人们对“民主是否还有未来”的焦虑。对此,基恩教授说道,民主和真相一样,会随着空间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他提倡人们建立一种关于真相、民主的地理学和历史学。

基恩教授讲演中

约翰·基恩教授精彩而富于思辨的演讲引发了到场听众的热烈反响,大家踊跃提问,基恩教授一一进行了回应,并进一步阐述了“真相是多元的”观点,认为“后真相”的提法局限了人们的视野,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不同真相共存的世界。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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